1985—1998取消分配制，给象牙塔标个价“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唱着没有祖国的歌谣。”——高晓松1991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李彦宏飞往纽约。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里，一位计算机图形教授提出了一个在他脑海回响多年的问题：Do you have computers in China（你们中国有电脑吗）？这一年，宿迁中学的刘强东还在为追不上的校花师姐和未来的大学学费而忧愁。后来他在内裤上缝着全村凑来的500元，手提着76个老家的鸡蛋，在号称“出官最多”的中国人民大学入了学，专业是社会学。从政、做县长，是宿迁人民对他的期许。李彦宏与刘强东，虽然迈入大学的时间相差不久，但在毕业时却面临着不同的人生处境。代表着通过高考实现寒门跃迁的两种样本。80年代时，就业分配制开始逐渐暴露短板。那些年人才奇缺，毕业生不仅没有自主权，连用人单位也没有挑选权。而且就职以后一个萝卜站死一个坑，没得挑。有人这样形容：“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1987年，政府首次引入了“供需见面”的新方式。减少了分配的中间环节，高等学校可以与用人单位直接联系，增进了解。用这个方式，36万名大学生分配到岗。与此同时，国家教委派出4个调查组，分赴上海、江苏、广东等多个省市调查。但结果却令人错愕——一些 “天之骄子”竟然被用人单位退回。就连一些名震一方的大学，比如北大、人大的毕业生都遭遇过退回。不同的反响从四面八方传开。说是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实际上，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虽然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一考定终身”的形式也落下了“唯分数论”的积弊。想重新掌握命运轨迹，辞职是唯一的出路。这也促成了82年和90年代初的两次公务员离职潮。王石正是在82年离职，才有了后来的万科。到了李彦宏一辈，就业分配制还在延续，但一些有志之士已经不再安于国家给予的饭碗，未来变成了三岔口——一面通往海外，如李彦宏、张朝阳皆是深造归国获得建树；一面朝向市场，如雷军和周鸿祎，毕业都去了大企业；一面则交给国家，比如马云毕业时便被分配做英语老师。而刘强东毕业那年刚好是1996年，原人事部印发了《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大学生包分配制度正式宣布退出历史舞台。没当成官的刘强东，只好自己创业，成了真正的“社会人”。取消分配制并非一蹴而就的决定。早在1985年，高校便开始陆续尝试招收少量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实行不收费和收费并存的“双轨制”。 “双轨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对于自费生的毕业去向，当时的政策并未明朗。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一批不包分配的大学生。后来获得中国最高戏剧奖梅花奖的名角张火丁，当年便是天津戏校“计划招生”之外的第一个“调节招生”，也就是自费生。在那个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年代，张火丁每年要拿出近千元缴足学杂费，而她父母的工资也不过才十元左右。1994年，国家教委开始实施“招生并轨”的试点，高考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这一年，在高晓松、老狼等人的影响下，民谣开始走进校园，但这种纯真与浪漫仅仅只流行了一两年，很快就消亡在世俗之中。经济浪潮席卷过校园，也带走了乌托邦的纯真。“打工”这个词开始在校学生群体中流行。校方也鼓励勤工俭学，做家教成了许多学生“下海”的首选。那几年，毕业招聘会也越来越火爆。“找饭碗”的焦虑感迅速蔓延至所有人。（1995年，长春市人才交流大会– 图源·豆瓣）读大学之前，这些“时代宠儿”、“天之骄子”很少担心过就业问题，等到毕业时，面对着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他们却变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少数人如刘强东一般卷入浪潮之中摸爬滚打，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和昔日同窗抢一份根本不对口的工作。此后，“读书无用论”开始频繁见诸报端，许多家庭拿着计算器计算高考的成本。很少有人意识到，此时，国家也在算一笔更难的经济题。
